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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评价《最后的棒棒》 最后的棒棒

《最后的棒棒》是由何苦自编自导的纪录片,于2018年8月1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。

该片通过老黄、老甘等几位“棒棒军”的人生故事,讲述了重庆“棒棒军”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时代大潮中的命运转折 。

改革开放之初,山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行业——山城棒棒军。爬坡上坎,负重前行的三十多年,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,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。癸巳岁末,几个佝偻背影即将道别正在消逝的行业,一名退役中校扛起一根棒棒开始了自己的追寻——辉煌与尴尬,艰韧和无奈,他们的人生无须评说,他们的故事值得铭记。

这是专属于重庆标志之一棒棒群体的故事,棒棒是手拿一根棍子挑背扛用体力换取劳资的群体统称,他们大多来自农村,因为各种缘由到城市求生活,他们为城市注入基层建设的力量,却在老年后被现代化所淘汰。

用片中一段话来总结:爬坡上坎负重前行三十多年,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,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。

本片的导演也是主角之一的何苦是正团级转业军官,他在退伍的一个月后来到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商圈拜65岁的资深棒棒老黄为师傅,跟随他学习和融入棒棒群体,用自己的力量记录这个即将消失的行业。

师徒二人住在破旧的自力巷53号,二房东大石、室友老甘、河南也一并成为何苦记录的对象。

河南44岁,来重庆二十年,头十七年做棒棒,后三年在大排档帮工,胃口极大常常吃到老板张口大骂,有一天河南偷偷煮两个鸡蛋吃时被老板发现,大吵一架后将他辞退,河南回到租房心绪难平,决定不再做事,一直靠赌牌生活。

▲河南

老甘59岁,四川人,棒龄三十年,给两个食档做杂工,收入尚算稳定,平日喜欢看影碟机,虽然只有一张刘三姐电影碟,但反反复复也看上了无数遍,后来喜欢白娘子。

▲老甘

二房东大石过几个月就满60岁了,他来重庆三十八年,吃苦耐劳人也聪明,他做棒棒存了一些钱后租来六套房子,简单改造为若干小房间又转租出去,靠差价每个月也能入账一万左右,一家几口倒也够用,大石的生活令其他几人羡慕不已。

▲大石

黄师傅带领何苦驻点在自己的地盘五一路口,这里人来人往业务相对较多,自己也有几家固定客户。何苦高大帅气的模样在棒棒群体里尤为醒目,引发了一阵骚动。当天业务不错接了好几单,不过令何苦印象深刻的不是精疲力尽的挑货,而是相对轻松的掏厕所,雇主家的厕所被掉落的狗勺堵住了,他们急冲冲的找来老黄处理,老黄裸露着手臂费力的掏出勺子,用香皂前前后后洗了三遍,结算时雇主给了老黄二十块,还有让他带走那块香皂。

老黄的心情很好,因为当天总共挣了67元,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每日平均收入不超过30元,老黄说何苦给他带来了幸运。

▲老黄

随后的日子何苦一直跟着老黄学习,也渐渐知道了老黄的大半生经历,老黄出生于1949年,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,父亲因为在国民党政权时期是教师,家中也有十几亩田地,所以被划定为地主。在后来的遭遇中,父亲精神失常去世,老黄在寒冷饥饿恐惧中长大,由于是地主儿子的成分,直到1988年老黄39岁时才组建家庭,对方丧偶无力抚养亡夫的三个孩子,他们各取所需结合在一起。

第二年,妻子给老黄生下了女儿黄梅,因为处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时期,老黄也受到了1050元的罚款。老黄跑到东北挖煤挣钱,三年不回家,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,女人打电话叫老黄带走黄梅,老黄曾想投河一死了之,可是看着年幼的女儿他不得不打起精神,将孩子托付给亲戚后,来到邻近的重庆当起了棒棒。

时间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黄梅长大成家生了个可爱的儿子,老黄为了减轻女儿的房贷负担,继续从事棒棒职业。

老黄为人善良真诚,不愿意占人半点便宜,虽然早与何苦约定学徒第一个月两人的工钱都由老黄一人收取,可是学徒期结束后老黄还是强制的分给了何苦一半。

何苦跟随老黄整整一年,期间由于观念不同也爆发过剧烈争吵,然而两人在经历过困境后师徒情谊更加深厚。在何苦心里,住在自力巷53号里的人们虽然非常贫穷,却掩盖不了人性的光辉。

老黄与棒棒老杭相识多年,两人同在一个点守业务,老杭身体不好需要花钱吃药,老黄刻意躲避雇主将业务让给老杭。自力巷53号拆迁时老黄搬家不及时,打包好的行李没来得及拿出来便被拆迁队拆房子盖在了废墟下面,行李里面装着老黄的身份证和攒了很久的2300元,老黄哭着守了废墟好几天。老杭趁着一天深夜独自一人悄悄钻进废墟里,满手是血的将老黄的行李给挖了出来。

爱看影碟机的老甘和流浪汉老金是朋友,老甘有活干的时候常常接济老金,因为向老板提出涨薪被拒绝后,老甘也失去了工作。于是老金去美食城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带回来两人分食,两人也算度过了难关。老金办理了38元可以免费拨打380分钟的电话套餐,月底即将清零的时候,就算面对面老甘也会接听老金的电话帮他消磨免费通话时间。

赌棍河南欠一屁股债,整天四处借钱,却不见还人一分,二房东大石追河南拖欠的半年房费,却不好意思开口,最后甚至免掉。大石在自力巷53号收取的房费不高,做事却不偷懒半分,该修修补补的绝不拖延。

也许当初何苦的本意是记录这个即将消失的行业,记录棒棒军团背后的故事,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苦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轨迹。

何苦在一年内迅速融入棒棒群体,因为身强力壮也有了“蛮牛”的外号,他做事认真负责,领导力强,机缘巧合下获得建筑工程业务委托,何苦组织棒棒军团将任务做得漂漂亮亮,因此得到长期合作权,大石、老杭成为他的左膀右臂,老黄高血压得到有效控制后转做技术工种,不仅收入提高,对体力的需求也不如以往剧烈。

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着……

(这部13集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所涵盖的内容及感悟绝非文字所能表达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全集观看)

▲何苦

最后:爱看影碟机的老甘这一生很苦也走霉运,他找半仙算过一卦,说是六十岁以后会转运,于是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愿望:热热闹闹的过六十大寿。

他在五十九岁时认识了何苦,后来何苦邀请300余名六十岁以上的棒棒参加团年会,在这个热闹的聚会上,何苦邀请大家同唱生日歌给老甘庆祝六十大寿,老甘感动哭了。

该片的导演何苦并非科班出身,电影的剪辑显得凌乱,片中老黄、老杭、何南几位主角的生活,来来回回不断切换。大量对准面部表情的大特写,也看得人心里堵得慌,他们的皱纹、白发和眼泪,都是戳人的利剑。此外还有导演的画外音旁白、煽动力极强的音乐,所有元素放在一起,最后就成了催泪大杀器。但是,导演如果能把刻意的摆拍和配音删掉,用更平实质朴的方式来呈现,或许会更增添纪录片的力量

记录了棒棒们的辛苦与辛酸,他们因为危房拆迁而露宿街头、因为怕花钱不敢去医院看病等,但导演没有带着同情的眼光居高临下地拍摄,相反的,片中时常流淌着一种欢快的气氛。他们虽然穷苦,但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过希望。在片中,我们看到了一个个“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”生动鲜活的例子。

从制作的角度来看,《最后的棒棒》是一部制作比较粗糙的电影,全片是导演自己撰稿、配音、写主题曲甚至用不太好听的歌喉自己演唱,剪辑也显得混乱且业余。但真实的力量足以让观众忽视所有的粗糙。

自力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,横穿一条街就可以直接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,一脚踏进停滞在时光里的贫民窟。摇摇欲坠的危房、破乱肮脏的店铺、横七竖八的小巷……因为常年处于拆迁改造中,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,聚集着众多底层劳动者,棒棒便是其中之一。

何苦用“震撼”、“从没见过这样的住处”来形容第一次看到自力巷53号的情形。他很快觉察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,他和摄像师先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房,然后准备了4张卡和很多电池,确保24小时随时都能拍摄。

随后,同屋租客老黄、大石、老杭、河南、老甘、老金等人走进何苦的镜头。

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

每个棒棒都有一个必须做棒棒的故事。

老黄是带何苦入行的师傅,遇到何苦时已经65岁,是一名资深的“棒棒儿”。少年时代因为家庭成分,老黄找不到工作,娶不到媳妇,最后入赘一个养不起小孩的寡妇家庭,生了一个女儿。

为了要养家糊口,他常年在外打工,后来婚姻出现了第三者。失败的婚姻之后,女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为了抚养女儿成长,老黄到重庆当了棒棒,一干就是20多年。

经过20多年沉淀,老黄身上几乎保留着棒棒所有的特征,坚毅乐观、谨小慎微、“不占别人便宜,别人也不能占自己便宜”。 他生活在狭小拥挤的阁楼间,干活也只在一个固定的场所。

◇《最后的棒棒》剧照,师傅老黄(右)与纪录片导演何苦。

纪录片中老黄身材瘦小,经常穿一件绿色的部队老式作训服和一双破旧的解放胶鞋,他不抽烟不打牌,也不喜欢和棒棒们扎堆说笑,每次都拄着“棒棒”站在一旁静静等活。

只要能挣钱,老黄什么活都不挑,运货、搬家、清理建筑垃圾,甚至为雇主掏厕所槽里的物品。但是老黄经常教导何苦做棒棒也有“原则”。有一次,老黄和雇主在拥挤的人流中走散,他挑着数千元的化妆品在三峡广场转了5个小时,直至雇主出现。当雇主要以100元作为报酬时,老黄却只收了30元。“说好的工钱是20块钱,但是找了你半天,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,所以我多收10块。”

老黄抱怨,常年在外,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,补偿款、自来水、房产证等都办的不妥当。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女儿,教育也出了问题。

“一个房屋产权证断断续续办了20年,每次总是找着这个领导,另一个又不在。19岁女儿未婚先孕,不得不买房结婚,没见过女婿就当了外公。”老黄说。

纪录片里老黄一直为两件事奔忙:一是准备花三个月时间回老家把房产证手续办了;二是帮女儿还完房贷,早点回家帮着带孙子。但是这两件事压垮了老黄的身体,他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棒棒生涯。

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,两人被称作“自力巷二老”,他们在五一路涂料店门口结伴揽活十余年。老杭的婚姻和老黄一样,也被另一个男人插足,但是他曾想过用很多种方法弄死插足者,甚至为此准备了三样东西:砍刀、三棱刀、弹簧刀。

老杭的“棒棒人生”正是始于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。他为了攒钱请地痞帮忙报仇,远赴重庆当棒棒。第一次攒够钱准备回乡时,钱被小偷洗劫一空,第二次攒够钱回到家乡时,得知地痞已经被捕入狱。

复仇计划一次次落空,老杭决定自己去解决那个男人,但当他拿起刀时,仇恨似乎已经因为时间而消散,三把刀至今仍然放在柜子里。

注定做不了坏事的老杭,纪录片中一直遭遇磨难。先是因为生病已经退出棒棒行业,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有积蓄,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。然后还被“老乡”以办养老保险之名骗光积蓄。最后为了花掉收来的100元假币,策划了半年的他,还是因为自己的“演技”太嫩,被雇主识破,从而破口大骂。

“没饭吃的时候,看报纸会好受一些”

老甘在几次厄运缠身之后,请十八梯的“神算子”为自己卜了一挂。算命先生称,他将从60岁开始转运,对此老甘深信不疑。

纪录片里,老甘为60岁后的转运,准备了两摞厚厚的零钱。他没事的时候就会拿出来,边清点边对着镜头说,“以后做生意好补钱”,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

老甘想做生意的决心一直没有变过,但命运却一次次和他开玩笑,老甘将之总结为,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,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25岁那年,老甘交往了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亲,老甘痛定思痛后,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事业,将来娶大队长的女儿让未婚妻后悔。

进城当棒棒的第一个五年,他攒了10000块,准备开一个小面馆,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。第二个五年,他又攒了25000块,正准备盘下一个杂货铺,破门而入的小偷又把钱偷光了。

近几年,老甘为了追求稳定,从棒棒转行为给大排档做服务员。洗菜、洗碗、打扫卫生,每天40块钱。为了让老板加5块钱或者减掉洗碗项目,他不惜以辞职要挟但一直没得逞。

大排档下午才上班,上午的时间老甘基本不出门。他成天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《刘三姐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和《西游记》。

纪录片结尾,老甘期待已久的60岁终于要来了,他本打算回村大办一场宴席,但因为没攒够钱作罢。回家的第二天,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,询问入住养老院的具体情况。老甘说,如果60岁后还不能转运,他将到这里来。

◇《最后的棒棒》剧照,“棒棒儿”河南。

44岁的河南是自力巷53号这群棒棒中最年轻的,也是最不误正业的。他梦想着有一天能“诈金花”一夜暴富。

河南小时候,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,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。家里贫穷,河南17岁离家出走,辗转多地后加入棒棒军。因为没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姓名,所以他老家所在地就成了他的名字。他先做过十几年的棒棒,后来在夜市做服务员,因为多吃了两个鸡蛋被老板开除。

2001年,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脚踝筋,落下残疾。

河南有些文化,没有谈过恋爱,至今连身份证都没有。但他没钱吃饭也要坚持订报纸,“国际新闻、社会新闻,每天都在看”,河南称,没饭吃的时候,看报纸心里会好受一些。

这几年,河南动起了歪脑筋,打算靠赌博赚钱,每天在巷口斗地主、诈金花。何苦刚住进出租房,他就三番五次借钱作赌资,可是每次都输的血本无归,不得不每天吃馒头和面条。

纪录片中河南一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,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拿三个A,却输给了三个9。因为没钱下注,他眼睁睁看着本来应该到手的钱溜走。“你的一生能拿几次三个A?”,河南不断重复着无奈。

“如果只拍摄不经历,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”

老黄、老杭、老甘和河南只是何苦《最后的棒棒》中的一部分人物,他们与何苦同住在一个出租屋。同为棒棒的职业属性,让他们的底层边缘生活,有了一定的时代性和代表性。

一年多的棒棒生涯里,何苦白天跟着棒棒们一起外去干活,晚上就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。何苦认为,只有了解棒棒的过去,才能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。他在后期剪辑中,将这些故事以旁边和动画的方式呈现,插入纪录片中,试图去完整地讲述每一位棒棒的生活。

“如果只是拍摄不去经历,我不会理解他们的生活。”何苦说,纪录片中那些和棒棒们一起经历的事,是他坚持做完纪录片的最大动力。自力巷53号遭强拆,何苦和棒棒们的所有物品都被埋在废墟之下,他们流落街头,夜宿马路边。为了拓展业务范围,他们先从解放碑进入朝天门,最后又到一个建筑工地。

何苦带着1300元入行,做学徒,当棒棒,干小工,纪录片结尾他已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。在他离开时,已经攒了6万多元积蓄。后来这些积蓄成了纪录片做后期的费用。

◇《最后的棒棒》剧照,何苦和棒棒们在建筑工地干活。

《最后的棒棒》制作完成后,何苦回访了纪录片中出现的每一位人物,此时他们都已经离开棒棒这个职业。重庆棒棒这个具有时代性的群体,似乎随着纪录片的完成而宣告结束。

据了解,上个世纪90年代,重庆有20万人做棒棒,多是青壮年。而现在,重庆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,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。如今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看到棒棒的身影,新一代的城市打工者与老一辈相比,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实现温饱,填补家用,他们渴望上升空间,就算同样是体力活儿,选择当快递员也不再做棒棒。

何苦庆幸自己下决心拍摄了这部纪录片,他认为棒棒们的背影在时代发展中已经无法挽留,但作为城市的共同记忆,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讲述。

“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”

◇《最后的棒棒》剧照,何苦为雇主搬家。

谷雨故事:你为什么会去做棒棒,用这种自拍的方式创作纪录片?

何苦:首先,棒棒这个行业太特殊了,他们像城市的“万金油”一样,没有固定的雇主、固定的收入,可能他今天还在做棒棒,明天就回老家了,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拍摄对象会干什么。你要拍他们就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,如果不这样,你跟拍他们会影响生意,一天可以,长时间他们肯定不愿意。我想最大限度的记录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,所以最终以我为中心拍摄一群棒棒的生活。

其次,我是一名军人,已经20多年没怎么和社会接触了,让我拍摄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可能没有问题,但是一下子进入底层和他们接触肯定有距离感,为了缩短这种距离我只能投身这个行业。另外,我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,我相信我能吃得了这个苦。挑啊、扛啊,干苦力都没问题。

最后,做棒棒也算完成我小时候的一个“情结”。我从小生活在重庆的农村,很闭塞,当兵之前一直在农村,连县城都没去过。生活和教育条件都很差,高中毕生为了谋个出路就去当兵了。当时父母都希望我通过读书走出去,但我学习一直不行。父母就经常骂我“再不攒劲读书,长大就只有当棒棒儿”。当棒棒一直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,但在我心中当棒棒就能去重庆,没什么不好,“重庆对于我来说就是天堂”。所以某种程度上,当棒棒成了我人生规划中最后的退路。

谷雨故事:创作这部纪录片之前,你做了哪些准备?听说摄影师是你从一婚庆公司请的?

何苦:当时要不要转业我想了好长时间,最后决定去拍这部纪录片后,我立刻写了转业申请。申请批准后,我先从老单位借了一台闲置的摄像机,然后准备了4张储存卡和很多电池。我从一个婚庆公司挖了一个摄像,谈好2100元一个月的工资。

我之前做过电视新闻,对影像有一定了解,但是摄像对纪录片了解很少。前几天拍摄他基本就跟在我后面,回来我一看画面,基本拍的都是后背。他能和我一起坚持下来也是“奇迹”。我们刚去自力巷53号时,他以为只是在那拍摄,没想到我们租房住了进去,他当时就奔溃了。第二天,他拍摄的时候撞树上了,就跟我说他做不了,要走。

我就不停的安慰他,然后还给他谈将来,将来片子拍出来卖钱了,你有25%的股份。最后摄像师和我坚持了下来。当时我就认定,只要走进棒棒的生活,故事自然就会出来,我就用这种最笨的方式去追踪他们。我把自己定义为生活的矿工,靠我的力气去把社会底层有趣的事情挖掘出来。

谷雨故事:纪录片出来后各方的评价都很高,后来发行如何?

何苦:我一开始拍纪录片就知道这是一个以“情怀”为主的行业。纪录片出来以后在豆瓣评分是9.7,很多人都觉得很好。但是将版权卖给爱奇艺,就卖了26000元,中间商拿了一些,我就得了13000元。另外,《最后的棒棒》一书的影视改编权卖给了北京一公司,价格是40万左右。

◇《最后的棒棒》首映,何苦请来100多位棒棒看纪录片。图片为何苦与片中主角合影。

谷雨故事:重庆棒棒是怎么发展起来的,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?

何苦:棒棒是山城重庆一个具有名片效应的服务行业。改革开放之初,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,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市,他们没有文化,也没有技术,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、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,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,更多农民抛弃土地或者被土地抛弃,他们涌入城市,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。重庆特殊的地形条件,给他们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,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货,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,随口一嗓子“棒棒儿”,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冲过来为你服务。

但是现在,你走在重庆街头已经很难碰到棒棒了。重庆现在可能还有几千个棒棒,他们主要集中在一些批发市场或者商场门口,而且这些棒棒的年龄都比较大。

《最后的棒棒》是一部很特别的纪录片

一个地方的拆迁,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进程。一个职业的没落,代表着社会劳动力的进步。一群人的生活经历,代表着万千人的生活状况。所有的存在,都需要与社会前进的脚步相契合,我们总是需要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改变去适应这个社会,无论这种改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。

做不出改变,那么这个存在就没有意义了,早晚会被社会前进的洪流吞没。人情冷暖,人生百态,如此那般,皆为生活。

虽然我很喜欢《最后的棒棒》这部纪录片,曾经“饥渴”地一口气把这部纪录片13集全部看完,因为第一次看的过程中,的确是觉得看得很过瘾。但是对于题主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纪录片,这个观点,却不敢认同。之所以这么说,主要基于以下几点:一、观看时间与评价时间的“时间差”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过程中,容易被作品本身的剧情/内容,配乐,台词/解说....等一系列的因素影响。观看的过程,以及观看后,短时间内我们的大脑,心情,情绪等基本上被该作品所影响,甚至被主导。

此时,我们去做进行评价的时候,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感受,正所谓一叶障目、盲人摸象。这时候的评价往往很难客观,虽然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认为,自己的评价很客观,但偏颇总是难免。这有点点类似于,当我们跟某个人吵架,打架时,在当时,我们几乎会认为那个人,就是我们最讨厌,最仇恨的一个人,很可能还伴有很极端的想法。但多少年后再回想时,也许还会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走极端,否则自己的下半生可能就在监狱里度过了。

这跟《最后的棒棒》中的主角之一“老杭”的经历类似,年轻时对于那个“夺妻之恨”的仇人,在自己60岁生日,在自己准备给自己打造寿木时,一切都放下了,自己对那个仇人的评价,对自己的评价,已然跟当初的“仇恨冲动”相去甚远。评价一部作品也类似,其实无需着急下结论。当你完后,等个十天半个月,甚至一年两年后,再来评价这部作品时,如果你仍旧认为这是你认为的中国最好的纪录片,那么就基本是你“看过”的最好纪录片了。之所以对“看过”这两个字加引号,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、精力都有限,世间上好的东西的确很多,虽然我们常常认为没有那么多好东西,只是我们没看到过,没发现过。还有很多优秀的片子,我们没看过,甚至那些片子可能暂时没机会被看到。

二、同类可比,异类往往难比比如,赛马,我们应该去比较这匹马,跑得比那匹马快/慢,但是如果我们用汽车。跟马去比较,谁跑得快,或者说汽车跟高铁、飞机去比较。这样去比较时,就没有可比性,或者说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了。

《最后的棒棒》在纪录片领域不算是太火,毕竟还有很多人不知道,也没看过,但是对于看过的人来说,会觉得这类的题材,这类的群体,这类的拍摄手法,实在是在我们之前看过的纪录片里好像没出现过,觉得视角太独特。观看的过程有种耳目一新,刷新了我们对生活的这个熟悉国度,熟悉人生的新认识。如果真要去比较,那我们只能去找同类的现实题材去比较。如果拿《最后的棒棒》与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去比较,一个是民生题材,一个是美食题材。我们可能会怎么评价?我们一般会这么评价——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一部民生题材的纪录片了;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一部美食纪录片了。诸如这样的评价。

这是一部经典纪录片,描述的是一个正团级的退伍军官拜师棒棒,从此走进一个名叫自力巷53号的地方,跟着一群基层劳动人民一起一整年的生活、工作经历。根据不同人物的经历与发展,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,进而对生活对生存做了阐述,能够看到导演想要深入表达的那层东西,能够看到那种内心深处的挣扎与呐喊。

改革开放之初,山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行业——山城棒棒军。“棒棒”(即挑夫)是重庆特有的文化名片之一,作为山城特有的行业,他们用一根短木棒加一条绳子讨生活,上山下坡,帮助商贾旅人搬运货物行李的挑夫,分布在重庆的各个码头,被人们称作“棒棒军”,但随着时代发展,这一群体正在逐渐“消失”。

爬坡上坎、负重前行的三十多年,数十万棒棒大军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,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。癸巳岁末,几个佝偻背影即将道别正在消逝的行业,一名退役中校扛起一根棒棒开始了自己的追寻——辉煌与尴尬,艰韧和无奈,他们的人生无须评说,他们的故事值得铭记。

现在的我们要珍惜时光,珍爱生活!

如何评价《最后的棒棒》 最后的棒棒